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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读书》新刊 | 戴潍娜:黑弥撒与撒旦先生

戴潍娜 读书杂志 2022-11-30

一本书如果被称为奇书,必定有一些难于破解的诡秘法门,勾引和蛊惑着读者。长久以来,关于《尤利西斯》的各种研究卷帙浩繁,千奇百怪。文学革命意义何在?革命又如何走出自己的死循环?本文将乔伊斯的创作视作一场文学黑弥撒,玩味书中设置的谜团,及其影响了多个学科的颠覆性思维方式。




编者按



黑弥撒与撒旦先生

文 | 戴潍娜

(《读书》2022年6期新刊)


一本一直没办法读完的厚书,像一场持续而漫长的勾引。想起来,总还是个浪漫的念想。既然得不到,就不如好好供起来。《尤利西斯》大概就是这样不讲道理先把人砸晕,再由许许多多渴望它的人将它毕恭毕敬供上神坛。


1902年左右的都柏林萨克维尔大街(现名为奥康纳大街)(来源:vintag.es)



极少有人富有耐心和勇气勘探废墟的全境。几年前,单向街曾举办过一场“乔伊斯禁忌之夜”,一同赴会的还有诗人西川、小说家阿乙、学者王敦。正式开场前,我心虚地问几位嘉宾,是否啃完了大部头?得知他们都跟我一样,没有读完,当下顿感松脱,愧意全无。毕竟,绝顶伟大的《尤利西斯》,也有它绝顶无聊的一面。动用上百万字,就为了描绘都柏林一天发生的事。这文学史上毁天灭地的二十四小时,没有一分钟能轻易从乔伊斯纸上逃逸,每一秒都被赋予史诗般的意义。伍尔夫讲得没错,乔伊斯是一个“揭示内心深处火焰闪动的作家,火焰携带着大量信息,在头脑中稍纵即逝”。如此这般不放过任何一缕光的写法儿太过可怕。据说,他写了三年,刚刚写到了那一天早上的八点钟。而故事一直要到午夜才完结。谁都忍不住替作者感到崩溃:这恐怕是一个作家能给自己创造的最恐怖的绝境。

这样一个狠人,哪里还能指望他好好伺候读者呢?说到底,乔伊斯压根儿也没打算让人读透,想到人人皆能懂他,谁都有权爱他,这位傲慢的怪才一定寝食难安——那意味着他呕心沥血胡言乱语的失败!他在世界拒绝他之前,先发制人抢先拒绝了世界。这世上只有极少数孤勇之人,敢于了解乔伊斯文学风景的全貌。然而正是广泛的不了解,构成了我们对乔伊斯理解的基础。既然达成共识过于困难,那么,都不理解反倒是另一种共识。

这场文学黑弥撒中诞生的未经洗礼的杂种文本,充斥着渎神、不祥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,对古典文学信条的唾弃嘲弄俯拾皆是。背着传统和神坛逆行,《尤利西斯》从伤害中获得崇高性和优美感,如同庞德所感慨的那样:文明时代结束了。文学圣殿从此沦为一个赤贫的废址。
  

乔伊斯和他的梣木手杖


一、撒旦先生


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斥着毁坏的时代。文学艺术中的神像被接连捣毁,各色前卫的文艺潮流,呼应着现代工业的震天轰鸣,催生出亿万有关破碎、腐烂和死亡的美学沉思。

争论起源于诱惑。从危机中诱发的现代主义文学,同频共振出一代人心灵的紊乱。撒旦印记,如恶之花般开遍字里行间。乔伊斯,苏黎世女人们在背后窃窃称他为“撒旦先生”。这个作家中的危险分子,急躁地敲击着梣木手杖,他必须赶在视力恶化到无可挽救之前,用酝酿已久的史诗写就恶作剧式的二十四小时,对传统小说发起致命的无政府主义恐怖袭击。数十年间,他忍受眼疾剧痛,不时地电击眼睑,或用水蛭吸走眼球充血,在几近赤贫中写作至形销骨立,“走起路来像一只苍鹭”(凯文·伯明翰:《最危险的书:为乔伊斯的〈尤利西斯〉而战》,443页。下引此书只注页码)

又是天才又是怪人,这位文学史上的著名怪客,一出道就傲慢地羞辱了正统文学。一九〇二年,乔伊斯经由诗人拉塞尔引荐,在一间餐馆的吸烟室跟叶芝狭路相逢,彼时叶芝已是爱尔兰文学掌门人,乔伊斯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文青。照面后,叶芝请他朗诵一首诗,乔伊斯傲气道:“我可以给你读,但并不是因为你叫我读我才读的,你的意见跟路上的任何一个行人给我的意见没有区别。”他随后朗诵了自己的作品。叶芝听完当下惊叹眼前的年轻人骨骼清奇,才分如云,忍不住传授分享自己的创作计划。他告诉乔伊斯自己正在从诗歌创作转向爱尔兰民间传说的写作实验。“这说明你退步得很快。”乔伊斯毫不客气,说完转身就走。刚抬脚,又好像想起什么,折返回来道:“我今年二十岁,你呢?”叶芝回答三十六岁。大概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有点年龄自卑,叶芝不自觉地少报了一岁,他当年其实三十七。谁承想,眼前的毛头小子叹道:“我们俩认识得太晚了,你太老了,我已经没有办法影响你了。”(转引自拉塞尔私人谈话,Ell,103页)难以想象,叶芝面对此等出言不逊还能保持风度不被激怒。

然而,“一个人不会仅仅为了激怒他人而历尽艰辛地写作”(13页),这个令菲茨杰拉德情愿为他跳窗的男人,背负起倒置的十字架,以纵欲般的修辞,“将大块的秽物扔进不连贯的胡言乱语中”。不洁的语言,搅以坏故事和春药作为辅料,乔伊斯泼脏了文学的圣餐。

自他以后,现代文学集体跳崖,向死而生。
  

(左起)乔伊斯、庞德、福特·福特、约翰·奎因在巴黎(来源:suchfriends.wordpress.com)



二、文学世界里的逃犯与警察


“文学史不是一幅风景画,而是一个战场。”(马修·珀尔语)乔伊斯的传记《最危险的书》,描绘了文学兵荒马乱的战场上,一群人如何受《尤利西斯》牵连,与欧美审查制度相缠斗,最终赢得言论自由,一步步将这本书从违禁品变成世界经典,从文化叛逆演化为现代德行的壮阔往事。一九二〇年,乔伊斯从里雅斯特城搬往巴黎,赢来了文学生涯中的重要转折。那时如果一个青年在法国宣称自己是艺术家,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,就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说自己是个诗人一样不必感到难为情。法郎贬值,巴黎左岸廉价又多元,颓靡又热烈,各种小型的艺术反叛活动每天都在小作坊里上演。《尤利西斯》这部天书,潜移默化地激发了从文学到知识、性别、法律乃至政治领域的认识革命。这场革命绝非由乔伊斯一个人发动,而是围绕在他身边的同时代文人、律师、编辑、法官、出版人等一群艺术公民共同与时代摩擦的结果。

这本《尤利西斯》“被一位女性激发出灵感,被一位女性资助,被两位女性连载,被一位女性出版发行”(14页)——堪称是被一群女人喂养长大的杰作。尽管一九一九年《尤利西斯》甫一出手,就迎来了美国邮局查禁焚毁的待遇,被一度定性为淫秽物品,依然挡不住女人们为其奉献的激情——显然,诺拉绝非黑弥撒中的唯一圣女。即便是乔伊斯深感焦虑自我怀疑的时刻,《尤利西斯》的编辑安德森小姐也丝毫没有动摇过她磐石般的信心,她坚信,公众应该为天才服务,而非相反。

乔伊斯之前的小说家们,多数遵循着一套礼仪和教养,文字亦是一块华美的遮羞布。凯文·伯明翰尖锐地指出:“经验主义的敌人不是反逻辑,而是隐秘……《尤利西斯》之所以危险,是因为它揭示出一本书是如何废除隐秘的权力的。《尤利西斯》告诉我们,隐秘只是行将就木的政治制度的工具,而秘密本身,正如乔伊斯所说,是‘自愿被废黜的暴君’。”(4页) 

乔伊斯和西尔维娅·毕奇,毕奇帮助乔伊斯在巴黎出版了《尤利西斯》(ft.com)



三、黑弥撒


曾一手销毁过成吨的淫秽物,像“捕捉老鼠般”逮捕过数千名色情作品从业者的“纽约正风协会”(NYSSV)领导人康斯托克相信:“最具破坏力的原始冲动是情欲”——那是一个人身体里的撒旦力量。

(诺拉)她既是高尚的,又是下流的,既是天使,又是婊子……她的信件激发了他最美丽、最淫秽的创作。”魔鬼崇拜混合着春药,被释放进残缺的现代身体——勾引出了古板主编们最狂躁的激愤。伦敦《周日快报》主编詹姆斯·道格拉斯鞭挞道,“这种肮脏的疯癫夹杂着令人震惊的、反胃的渎神精神,它反基督教,反耶稣”,并将其归入“撒旦教中最下流的欲望”(261页)

在几近失传的阴暗画作中,后世隐约窥见黑弥撒的图景:破败的小教堂里祭台上的少女,颠倒的十字架和不祥的黑暗生物。截至十八世纪,欧洲对撒旦崇拜的清洗运动,已将黑魔法和黑弥撒统统驱入爬虫密布的地下。当它们脱下禁忌的黑袍,再次浮上纸面时,经过了工业革命洗礼的人类,已视那些咋舌故事和不解之谜为无聊的恶趣味和纯粹的杜撰。

早在十六岁就“怀着深仇大恨离开了天主教”的乔伊斯〔(詹姆斯·乔伊斯:《尤利西斯》(上),刘象愚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,8页)〕,在《尤利西斯》开篇就呈现出一场戏谑的宗教仪式,从一开始他便有意布局一场黑弥撒。透过各式机关秘道、方言俚语、生造字、外来语、双关和文字游戏,零落在笔记本、活页纸上的七百三十二页的《尤利西斯》组建出一座壮观的祭坛——祭坛之上,古老的堕落与复活的戏法轮番上演。世人只见乔伊斯凌乱的刀工,将“现代身体”分尸成无数碎片,神性的整全之美被凌厉分割,碎片拼贴出一座废墟博物馆,成就了一种禁忌之美——它最终替代了美。

《骷髅》,阿戈斯蒂诺·维内齐亚诺作于1518年(来源:qz.com)


“《尤利西斯》之后,现代主义文学实验已经不再处于边缘而成为核心。骚动已不再是混乱的种子,而是美学的组成部分。”这部“终结一切小说的小说”,不仅开创,而且重创了现代主义小说传统。道格拉斯一度声称:“我们的批评家为他的无政府主义而道歉。”他们把读者抛给“文学的豺狼虎豹”……“是尤利西斯的到来,一场撒旦无政府主义和上帝的文明影响之间的冲突”(261页)。  


四、重生方程式


如果说《尤利西斯》是撒旦文明对上帝文明发起一次突袭,他的目的远远不是堕落,而是重生。

作为一本“人体之书”,此前整个人体中最尴尬的部件(性区)被略去了,乔伊斯带来了齐泽克口中的“勇敢新世界”。此后的世界一头栽入黑弥撒的狂宴,人体最终微缩成一根电动棒。二十世纪初,自由主义甚至更激进的自我主义者(the egoist)席卷古典,如今重新审视对乔伊斯“堕落”的误读,大概也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重要的议题。当旧世界被摧毁的同时,社会普遍失却了古典节制、崇高理想和富有耐心的真正的亲密欢愉——而这些原本正是乔伊斯所忧惧的。人们几乎遗忘了,乔伊斯写作《都柏林人》的目的,“就是要为他的祖国写一篇‘道德史’,因为他看到都柏林已经成了一个‘瘫痪的中心’”(《尤利西斯》,10页)。《尤利西斯》野心更甚,它并不打算以道德的方式回归道德的目标,而欲在混乱和堕落之中撕毁僵死的社会秩序和宗教教义,开启一番崭新的现代自由。撒旦只是他请来的助产士,借助地狱的力量,诞生新的时间和世界。

这一场地狱反叛,不仅赢得了美学上的胜利,更带来思维和方法论的新生。撒旦信使安东·拉维认为,后期的撒旦主义者不再实施可怕的伤害,他们日渐变异为一种享乐主义和极限游戏。如同今天的撒旦主义者们主要沉迷于七宗罪中的纵欲一样,尤利西斯的后继者耽溺于技法的钻研和隐秘的开发,单单是暗嵌其中的与《荷马史诗》的平行结构就够他们摸索一个世纪,如乔伊斯所愿:“我在书中设置了大量谜团,要弄清它们的真意,足够教授们争辩几百年。”(《尤利西斯》,12页)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文学研究“产业”,涉及心理分析、几何形态学、女权运动、后殖民主义、新历史主义等多种理论,引发一场全领域的思维方式革新。

2018年在都柏林举办的第25届布鲁姆日庆祝活动(来源:irishtimes.com)


“上帝存在于原子当中”,这种颠覆性思维,渗透进各个学科,《尤利西斯》甚至跟量子物理、流行的微观史学有微妙的量子纠缠。科学领域内的诸多进展,都受惠于这本书肇始的革命。乔伊斯意欲通过捕捉内心火焰的闪动,去揭示二十世纪的社会历史。我以为,看不见的世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:一类是现象上看不见,比如那些只有在显微镜里才能显形的事物(乔伊斯便是用文学显微镜,放大了内心不可言说的火焰);另一类看不见的,是未来才会发生的事,是尚未到来的世界。对于看不见的世界,科学家是事先模拟,文学家则事先预言。

这大约也是一本书无尽的试探,和它幸存的目的——“启程进入一个更伟大的世界……去肯定我们微小的存在”(400页)
(《最危险的书:为乔伊斯的〈尤利西斯〉战》,凯文·伯明翰著,辛彩娜、冯洋译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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